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企业发展史，作为历史主角的中国商人，演绎了无数悲喜剧。他们靠与生俱来的欲望与激情，凭借商人特有的敏感与直觉，在急流险滩与惊涛骇浪中穿行，为中国经济的巨轮探索航程。要在险象丛生的商海中搏击，先得有能保住身家性命的看家本领。如何应对变幻莫测的商海浪潮，既保证自己的事业安全，同时又有一番成就？这是周济谱新作《商诫》想要告诉中国商人的生存之道。

　　潜规则下的经营秘笈

　　读《商诫》时，我被作者的经历所吸引，为书中灵动的智慧之光所震撼。这是一代儒商以自己亲身经历口吐辛酸的肺腑之言，其谆谆告诫，不愧为中国商人的经营秘笈。书中一再告诉读者，不要这么做，不能那么做……我们只有选择走哪条钢丝，而没有走与不走的选择权力。中国商人的生存环境，就是如此。

　　遨游商海就得遵循商海的游戏规则。这些规则在知名商学院教材里少有涉及，但却实际存在，又不方便言说。《商诫》对现存潜规则进行了一次集体贩卖，在作者刀削斧砍、去皮见骨的仗义直言下，一张张伪善的面孔被撕破，一个个众人心照不宣的秘密被揭穿，有过教训者“相读恨晚”，涉世未深者从中受益。但是，我们的商海之旅是否暗礁过多？踏上商途还能否全身而退？为什么在中国做一个商人有这么多羁绊？

　　其实，秘笈也好，戒律也罢，作者的苦心都是为规避商业风险，对后来者提出诚挚告诫。40条诫语，不一定概括了中国商人从商风险的全部，从中也能够看出做一名中国商人的难处。具有商人的基本素质，恪守诫条的良好心态，随时准备就义的凛然气概，才可能像书中所说的那样，既保住身家性命，又能小有一番成就，唯此方可算是一个成功的中国商人。

　　体制下的个性使然

　　商业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是一个关于幸存者的游戏。对中国商人来说，失败是职业生涯的一部分，虽然这是一件让人遗憾的事，但并不可耻，因为其间有众多无法言说的潜规则。对大多数中国商人的失败，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中国式失败，这正是《商诫》所力图避免的。

　　翻看1978年以来的中国商业史，我们确实看到了一幅生动而又残酷的历史画卷。那些出生于底层市井的草莽英雄，那些有着良好背景的知识精英，在不可遏制的豪情赌性的驱使下，在这个充满机会、诱惑和奇迹的时代，在这个充斥焦虑、狂躁和冒进的时代，任由个性倾命一搏。在这里，你很难分清野心与梦想的区别。在这个不讲究出身与背景的竞技场，机会永远属于那些敢于追求的人。然而商业终归是一场有节制的游戏，特别是在中国独特的商业环境里，任何超出限度的欲望，都将引发可怕的后果。华晨、三九、健力宝……仰融、牟其中、顾雏军……这些曾经大名鼎鼎的公司和他们的缔造者，并没有能够全身而退。

　　或许，我们可以将其归结为这些商人的个性使然——赌徒的下场。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，他们身处独特的中国式商业环境中。

　　在过去的30年里，中国处在一个转型时代，体制在变革，法制在完善，商人们实现每一次商业上的突破，都需要穿越现行的法规与道德底线，很多商业行为都是在一种灰色的中间地带穿行，中国商人遭遇的是商业之外的众多挑战。在这过程中，幸运者成为改革典范，不幸者成为落网之鱼。而那些不小心踏入了敏感地带，成为牺牲品的冒险者们，社会主流思想选择了普遍的不同情，很少有人去思考他们落败的深层体制原因，而是肆意点燃公众的火焰，把愤怒的口水吐在他们身上。道德的审判完全掩盖了对体制的思索，对公平的渴求变成了对效率的践踏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那些失败的中国商人，是“体制必然”下的“个性使然”。

　　失败是人人不希望面对，但又是无法回避的。而且，成功的法门可能无法复制，但失败的陷阱却可以提醒后来者勿重蹈覆辙。《商诫》中，作者没有对商人一旦出现失误或其他方面的偏差进行羞辱，而是进行善良的提醒:在中国的商业环境中如何从商，防止出现偏差，防止被变成“坏人”。书中更多的是理解和关怀，而不是对末路英雄的冷嘲热讽。

　　虽然我们对一路高歌的中国经济充满信心，但请不要忘记那些为推进变革而付出过沉重代价的人们，毕竟这不只是他们自己的悲剧。

　　特殊环境中的生存手册

　　与商人所应具有的冒进与贪婪不同，《商诫》表现出的却是一副蹑手蹑脚、谨小慎微的姿态，要求中国商人上结政府，下结百姓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只有这样，才能在错综复杂的商业环境中游刃有余。

　　作者自称“非著名企业家”，这种草根商人的心态，决定了其“春风吹又生”的顽强生命力。求生的欲望无比强烈，但又出生寒微天性胆怯，只能在夹缝中东张西望、委曲求全。在成长中，任何一次试图挺直腰杆抗拒挤压的冒险，都有可能带来更大的压抑或是被铲除的命运。在生存都成问题的环境下，所能做的首先是自保。作者一路坎坷地走过来，对此深有感触:国企商人，不论把企业经营得如何(好或坏)，上级单位的一纸公文，随时可以恢复你的“消费者”身份。民企商人，太相信无所不能，胆敢随意充当改革“试验田”，那么离失去商人资格也为时不远了。

　　《商诫》是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商业环境中，为避免中国式失败，而给中国商人准备的一本生存手册。所谓中国的特殊商业环境，在于其构成的复杂性与变革的艰难性，体制的变革总是落后于实践的要求，而勇闯新路的人往往成为率先牺牲的人，从古至今都是如此。商鞅被五马分尸，王安石远贬异地，张居正祖坟不保……历史对敢于挑战束缚的人总是毫不留情。所幸的是，他们的血没有白流，历史被他们逐步推向了前进。中国的经济体制也如同前进中的历史，我们的商业法则在走向成熟的途中，每迈进一步都有着一代甚至几代商人的实践为之铺路，健力宝的李经纬，科龙的潘宁，德隆的唐万新，他们都成了尝试产权改革的先驱，当然也多以失败告终。如果当时能有这样一本生存手册，也许悲剧就会避免。

　　《商诫》给了中国商人一个参考，不必再无头苍蝇般横冲直撞。遵奉从商征途的金科玉律，如同踩着梅花桩走路，总比不带救生圈渡江要保险得多。当然，“生存手册”也不是万能的，在时下的中国，环境的变化总是比想像的快。保护好自己，同时又不失时机地推进体制的变革，才是这一代中国商人必须肩负起的责任。

　　当中国的商业环境不再有那么多潜在秘笈，当中国的商人能走出《商诫》的条条戒律，当中国的商人不再为生存而是为发展担忧，能做一个自由而纯粹的商人，那时的中国商业才真正值得称道。

——刊载于《首都建设报》２００７年８月３１日第１５２０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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